The better AI gets, the smaller its share of the economy might get – Alex Imas and Phil Tramm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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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先界定整场对谈的核心问题:随着自动化与更强 AI 到来,工资、劳动份额、税收再分配以及真正稀缺的东西会怎样变化。Alex 提出一个关键候选——关系型部门,即那些“人类在回路中”本身就是产品价值一部分的服务与商品,比如咖啡师、舞者、现场表演等。主持人进一步追问:即便这类需求存在,在一个机器可以自行生产、研究、创新的经济里,人类互相提供服务的“人类经济”是否注定只会占越来越小的份额,因为人类也会持续购买机器经济产出的商品,而机器并不反向需要人类服务。
Alex 试图重述问题:与其依赖经济学家个人对未来的直觉,不如承认该领域历史上一直极难预测。他引用 Ricardo 在工业革命早期的判断:Ricardo 看到了许多创造价值的工作会被机器替代,这一点后来确实发生了;但 Ricardo 没预见到结构性转型会创造新职业,因为自动化让许多商品变便宜,释放出的购买力又流向新服务。Alex 因此主张,应更多使用预测市场而非个人意见,并以场景建模替代武断判断。同时他强调,当前最大短板是数据匮乏:缺少消费者需求弹性、岗位创造与消失的跟踪,也缺少足够好的任务数据库,因此更现实的做法是先描绘不同可能情景,再据此决定该收集什么数据。
接着两位嘉宾定义了劳动份额与资本份额:经济总产出要么以工资形式支付给劳动者,要么以租金、利润和股权收益形式归于资本所有者。主持人指出,长期以来大约 60% 左右流向工资,这一稳定性本身就是令人意外的“Kaldor 事实”。双方进一步讨论,为何在经历工业革命和大量自动化后,劳动份额仍未明显坍塌。Phil 的解释是,若从“网络调整后的要素份额”看问题,即把整条供应链都算进去,那么很多看似自动化的最终环节,背后仍包含大量劳动投入。但他也承认,未来可能出现真正质变:某些商品的整条供应链都能被完全自动化,而且消费者并不在乎是否有人类参与;只是这种变化对整个经济的总资本份额究竟意味着什么,仍然并不确定。
Alex 进一步修正“舞者/表演者”这个直观例子,强调分析单位不应是整份职业,而应是任务组合。以医生为例,其工作包含填保险表、联系药企、与患者沟通、解释诊断等多种任务;未来完全可能是大多数任务自动化,只保留“告诉患者结果并提供支持”这类必须由人完成、且消费者愿意为之多付钱的部分。若如此,这类职业仍可被归入关系型部门。问题在于,目前没有数据能把“关系型岗位”和其他岗位清楚区分开,真正需要的是联合分析等方法,测量消费者为“人类不退出回路”愿意支付多少。Phil 则提醒,即使人类偏好存在,也不能忽视资本品种类不断扩张的可能;他用“14 世纪蒙古经济学家”的类比说明,如果只拿今天已知的商品集合推演未来,就会严重低估未来非人类商品与服务的新增品类。
主持人提出一个常见直觉:未来若有海量机器人,似乎总支出不该小于付给医生、导师或播客主的人类报酬;但他随即指出这是一种错觉,因为晶体管数量曾暴增,计算在经济中的份额却下降。Phil 用“悲观版摩尔定律”概括这一点:每 18 个月,计算价值减半,意味着边际计算价值在快速下滑。不过 AI 的出现可能打破这一规律——例如 H100 的租用价格比三年前更高,说明更聪明的模型正在创造新的计算用途,从而抬高算力机会成本。Alex 则把讨论拉回需求心理学:经济学模型往往把需求外生化,但现实中人们可能对共情、连接与“另一个人”的参与有内在偏好。他举出艺术印刷品实验:当作品被标注为人类创作且数量稀缺时,消费者支付意愿明显更高;AI 作品则更像同质化商品。由此,他认为关系型部门能否成立,取决于“替换掉人之后,产出价值是否真的下降”。
这一段是节目中的赞助插播,主持人介绍 Jane Street 如何系统化培养研究员与工程师。其做法既包括学徒式配对,由新人与资深导师协作,也包括课堂式讲座、训练营和面向具体工作场景的课程设计。主持人特别强调,这些课程并非只教授显性技能,还试图传递实践中的默会知识,例如神经网络训练营会从一般理论迅速转向交易中的具体应用障碍及应对办法。整段与前后宏观经济讨论关联不强,更像对高强度组织学习与人才培养机制的短暂展示。
对谈最后转向 Molly Kinder 所说的“Messy Middle”情景:AI 已经能自动化大量工作,但在过渡期内创造出的新增财富未必足够快、也未必能被顺利重新分配给受冲击的人。主持人追问,是否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企业用 AI 替代软件工程师等岗位确实节省了成本,但短期内社会还没有找到足够多的新需求来吸纳被裁员工,于是就业与收入先受损。Phil 认为这种窗口存在,但可能较窄;如果技术已强到足以形成广泛政治问题,经济总量大概率也会快速增长。不过 Alex 强调,他们的模型几乎没有纳入政治经济学,而现实里哪怕失业率只上升 2%,政治气候都可能剧烈变化。相比“一夜之间全部失业”,更糟糕的也许是缓慢的“滴灌式”替代:人们没有集体失业,却被持续挤压到更低薪行业,类似 1920 到 1940 年电话接线员被逐步自动化的历史过程。